今年高考结束后，有不少亲戚家的孩子向我咨询报考学校的事。我沉吟再三，只对一些热门专业分析了一下，对于更实质的问题，比如具体选择哪所学校，避而不谈。

因为我知道，在选择学校这件事儿上，我是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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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天，我高考结束，超出二本线30分左右的成绩，让我在填报志愿时犯了难。

我问父亲的意见，他听了听，便干脆地要求我填报一所学校的一个合作办学专业，一年要近两万学费。父亲半开玩笑地安慰我：“去吧，没事儿，不要担心钱，至少这个学校名字响亮些，别人问起来，不至于因为丢人而说不出口。”

9月我入了学，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方向。我所在的合作办学班是学校的第一届，被安排到了新校区，当时新校区很多地方仍在施工，略显凌乱。

刚到学校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一份人才培养方案，上面有四年课程的详细规划，包括哪些课程由外方老师授课。当时，学院副院长还笑眯眯地跟同学们承诺：“咱们专业采用‘3+1’模式，前三年在咱们学校上课，第四年去对口的国外院校学习，最后可以领到双份毕业证。”

对交了昂贵学费的我们来说，出国、双语教学等条件实在是很好的自我安慰。一位亲戚听说了我的学费后，曾戏谑过我一番，所以我卯足了劲儿，发誓要在大学混出个样儿给他们看看。

2015年的毕业季，我作为学生干部参与了毕业生欢送晚会的准备工作。就在正式演出的头天晚上，学长旺达通知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晚会儿的事先放放，等以后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们。”

第二天，我们没等来按计划举办晚会的通知。晚会取消的原因是，有一个专业的一百余名应届毕业生，突然被学校告知因为少上了一门课，学分不够无法毕业。学校通知他们，要在两天里把这门课补完。

这本来是个内部消息，但却不知从什么渠道泄漏给了媒体，经过多次转载后，很快就广为人知。当晚，我们学校就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这件事成为了我们的大事，要如何看待，学生们大致上站成了两队：一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一种是“我的母校，轮不到你来批评”。当时我选择了后者。

我主动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对那些攻击我们学校的言论进行逐一反驳，并给那些和我一样的“水军”们点赞。我们说，“母校就是那个你在心里骂了一千遍一万遍却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坏话的地方”。

虽然我们情绪激昂，但却没有等来学校对此事发表的任何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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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维护学校声誉的经历，让我对自己的学校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期盼。入学两年后我从普通的干事做到学生会主席时，学校的新校区也变得整齐、漂亮，图书馆和体育场也都陆续投入使用。

一晃，到了大三第一学年交学费的时候，班里的QQ群突然躁乱起来，起因是有人匿名在群里说了一句：“你们学费都交了么，我怎么这么不想交啊？”很快，大家的聊天内容变成了吐槽。

“一年两万块钱，到现在连个外教的影儿都没见到！”

“就是，我妈昨天还问我出国的事儿，学校就准备不吭不声地过去了么。”

“什么垃圾学校，服气！”

吐槽过后，同学们仍然悉数缴了学费，但这个学期，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太安稳。

10月，我接到一份紧急通知，说校领导要找我们班谈话，要求所有人务必到场。

在一间办公室里，面对着同学们，校领导拿着一封举报信，逐条给我们念了起来。举报信的大意是，我们全校数个合作办学班，四年下来交了几千万，这笔钱都去哪了？为什么都大三了，我们还没看到任何关于出国的通知？

校领导话音刚落，同学们就炸开了锅，不少同学甚至暗声叫好：“卧槽，这谁写的？真牛逼！”旁边的老师很快制止了我们的起哄，校领导清了清嗓子，表态说，不管这封举报信是谁写的，我们都将认真核实相关信息，尽快给予答复。

散会的路上，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学校可能会给我们退还一部分学费，很多人甚至开始计划，将来退回来的几万块钱学费要怎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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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后，校领导每周都会找我们开一次沟通会，问问大家最近的想法，内容大同小异。很快，同学们维权的热情骤减，去开会的人由40人锐减到不足20人。不过剩下坚持参会的同学倒是想法一致，坚持要求学校退还学费。

我问室友小八为何不去开会了，他说：“你没看出来吗，校领导就是在玩我们，啥事儿天天开会解决不了？他压根儿没打算解决！”旁边的阿发接话：“俺妈昨天打电话来，要我不要跟着胡闹，拿毕业证要紧，我是不敢去了。”

我们边聊边走，路上我接到那位校领导的通知，要我去办公室一趟。

见了面，校领导还是那副客气的样子，招呼我坐下，先是聊了一些学习生活，随后话锋一转，问我对退学费的要求有什么看法。

我有点慌乱，只好硬着头皮回答：“很显然，要求全额退还书费肯定是不可能了，但同学们的诉求也情有可原。我们和学校可以加强交流，看看能否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校领导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好啊，我果然没看错你。”

但他下面的一番话却是：“我跟你实话讲吧，目前学校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我也安排了学生处、宣传部对你们班里的学生进行严密监控，以防出现负面新闻。你作为学生干部，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多多开导同学。要知道，跟学校对着干，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我唯唯诺诺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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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沟通会时敢于坚持发言要求退还学费的同学，其实也就那两三个人。后来的见面会我也去过几次，每次都是校领导先占用半个小时开场，然后那几个同学花差不多的时间表达自己的诉求，最后校领导再表表态，一个多小时就这么过去了。

事情拉扯到了今年一月仍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同学们的对抗情绪开始升级。在一次非正式班会上，有同学提出要到主管教育部门去反映，也有同学建议向省纪委巡视组举报，还有个本地的同学说，不如我们请律师来打场官司。大家说得热闹，但散会后，我没发现任何同学有进一步的行为。

校领导不再同我们开沟通会了，但还是会经常找我询问班里同学的思想状态，我再三考虑，决定把班会时的情况跟他说一下，想借此给学校施加些压力。

听我模棱两可地讲完后，没想到校领导却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这些孩子啊，真是可爱！不过这件事儿你不用再操心了，等着看吧，很快就会解决了。”

到了上个学期末，有些同学放了一些狠话：等考完试，一定要学校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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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转眼，下学期开始了。我辞去了学生干部的职务，一是夹在学校和同学之间两头为难，滋味难受；二是我开始打算为维护我们的权益做些努力。

我找到以前那几个坚持要求退还学费的“意见领袖”，想聊一下，却发现他们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了。

随后，学校又发布了一份通知，说目前有三个名额，要在合作办学班里选派表现优秀的同学到国外大学进行短期交流——说实话，这也算是个不错的机会，我一度以为这是学校在向我们示好。

通知发出一周后，我看到最终人选名单：正是那三位“意见领袖”。

我突然想起校领导的笑声，以及他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的话，陷入到一种极大的落差感里，课堂上也无法专注听课了。

平日里跟我关系不错的杨老师，在一天晚上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从去年一直在关注你们班的事情，你知道吗，那封匿名举报信是我写的。因为只有当你们自己的维权意识觉醒了，这些不公平的遭遇才有可能得到纠正……”

那天晚上，杨老师还讲了很多，包括一些教师内部才知道的消息：比如，我们的学费被平分为三份，一份给院系，一份给学校，一份给合作办学中介；再比如，当初设立这个专业的时候，并未经过学校严格的审议，完全是某领导的个人行为。

我听得又气又急，但却毫无办法。当初同学们都在关注这件事的时候，我期望做个和事佬，现在等我反应过来，同学们的力量已经被学校各个击破了。

冷静下来后，我参考杨老师的建议，决定背水一战，向媒体求助。

我花了一周时间，认真写了一封举报信，详尽写下了我们的遭遇以及可以供采访核对的人证物证。杨老师作为唯一敢于公开支持我们的老师，也被我当作可接受采访的对象写了上去。

信发出去之前，我还特意对媒体进行了筛选，本省的全部排除，外省格局太小的也不行，选来选去，选了三家，一家北京，一家上海，一家成都，都是我看过他们做过的深度报道的，我对他们抱着很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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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在满怀期待地等待结果，杨老师的课竟然被停了。学习委员只是通知说杨老师临时有事，停课两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隐约觉得应该是出了什么事。

我主动联系了杨老师两次，电话都被挂断，随后收到她的短信：“这会儿忙，稍后联系。”

这件事让我陷入了极大的不安，我开始回想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发送举报信的邮箱是一个新申请的QQ邮箱，为了不被查到，我还特意跑到了市区的网吧，举报信中也没有留下任何真实信息，只有杨老师的电话作为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是实实在在的。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就是那个电话号码坑了杨老师。几个月后，杨老师终于主动联系我，告诉了我她的遭遇：

在我所发送举报信的三家媒体中，有一家媒体采访中心的主任是我们学校的校友，他看到举报信后，将消息透露给了学校，随后学校就根据电话号码找到了杨老师。

她先是被取消了讲师的资格，随后又被学校解除了合同关系。不过在调查过程中，她并未提起任何学生。

杨老师被学校开除成了我永远无法释怀的一件事。毕业在即，这所曾经占据了我四年青春的学校，于我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

前些日子看到江西少年刘文展实名举报被劝退的新闻后，我也想到了自己的这次失败的举报。我打心眼里佩服刘文展的勇气，觉得自己懦弱，要是我早一点站出来，杨老师会丢了工作吗？

可说到底，又是谁做错了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