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暗杀之间》是一本由(印)阿拉文德·阿迪加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303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2011-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一)：印度的城市故事

读了十多天。第一次读印度现代小说。

腰封上说他的《白老虎》得过布克奖，应该是品质保证吧。

有关印度了解的不多，最近有关印度女性地位低下的新闻倒是常见，对别的国家还总是兴起去走走看看的念头，对印度就有些望而生畏。还是信息了解得太少。总难免有偏见的。

书名《两次暗杀之间》就是指印度母子总理英吉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的两次被暗杀之间，印度社会的变革崛起的阶段。他聚焦的是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城市。不动声色的刻板的介绍城市的历史建筑人种头头是道，一本正经，十四个有关城中的人的故事穿插其中。

十四个故事十四个人，来自城中的方方面面，有初到城市的农村孩子，露宿街头，遭受黑帮欺压，生活在底层，只求吃饭，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成为某个黑帮大佬还是流浪汉？还是继续成为城市的底层建筑工搬运工？也有富裕的工厂主，遭遇各种有权部门的欺压，也面对自己良心的拷问，女工有可能眼瞎，但是现在不做就没有活路，他只能在深夜的海边坐在一群走私犯中寻找自己的平静。还有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高中面对种姓的分裂，发生荒谬的故事，他将成为谁？还有一心为理想的地主家的儿子参加共产党，跟随政客坐牢做宣传，人到中年理想幻灭，婆罗门的家道中落的老厨娘只能一家走到一家，与低种姓的女孩子没奈何做了朋友还是失望。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他们都在挣扎都在失望。到底是什么人在享受幸福的生活。衣食无忧的女人每天读英文小说，雇着司机园丁厨娘，一直在等待海湾国家工作的丈夫回来，也面临着一些男人的得寸进尺，这一篇是园丁的视角写的，他被建筑工地辞退，一步步走近女人的家，还妄想更进一步，被女人很轻易的打发掉。有人说是底层妄图平等的悲哀，我看到的是这个女人被人觊觎，那个男人的得寸进尺。

小说写的不动声色，用角色说话，作者藏了起来，十四篇故事全面活生生的生活画面。我们看起来一点隔膜也没有。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二)：被抛下和被遗忘的人

索尼娅-甘地和阿马蒂亚-森都曾经说过，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最大的缺陷是，它没有能让最底层的民众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在这场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奇迹表演中，很多人被遗忘、被抛下了。就像是下过一场春雨后的竹林，表层的竹笋飞快地破土而出，引人注目，而在竹林之下，那沉睡千百年的黑色土地依然如故，静止不动。

这本短篇小说集就是关于这些被抛下和被遗忘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故事里，这些人周遭的世界都在轰轰向前；时代在飞快地变迁。可是那些变迁和他们无关。日复一日的生活重复了10年、20年、30年，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新的时代似乎降临到了这个国度，但对于他们来说，依然没有改变，没有希望，也没有可供改变的道路和途径。

有趣的是其实书中所有的人物都（也许是下意识的？）带着一点知识分子式的傲骨，从流浪儿、教师、记者、中产阶级夫妇到共产党员，他们在那永远在继续和永远一成不变的生活中竭力在说服自己：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你的人格是有尊严的。你是和别人不一样的。有那么些时间，他们灵魂里的力量，那种古典的、英雄式的高尚会闪现光芒，宛如泥土里的钻石一样；闪亮得让人物和读者产生他们能够改变些什么的错觉。但一次又一次，挫败的黑泥土再次无声地覆盖上来，所有这些挣扎、这些可怜的自我认同也全都被绞杀和摧毁。不存在任何一个大人物， 没有任何值得仇恨的邪恶势力，只有叫人窒息的力量：惯性。语言的惯性，宗教的惯性，政治的惯性，贫困的惯性。四面八方仿佛都是惯性构成的墙壁，爬不出去也发不出叫喊；所有人就像是装在铁桶里的一群螃蟹，谁想要爬上去，就会被其他螃蟹的脚爪给拉扯下来。因此他们，无论心中汹涌过怎样的浪潮，曾经怎样地努力反抗过，毕竟最后还是被这时代、这世界给抛下了。

就像是书背后的书评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本关于从一个挫败迈向另一个挫败的故事。作者所节选的、所截取的每个人的生活片段，都是失落跟着失落；但最可怕的是，在失落和挫败后他们依然得继续活下去。就好象是奈保尔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被遗忘的人，被抛下的人，这个国度最丰沃和最黑暗的底层土地，由他们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印度——会继续。不是改变，不是前进，仅仅只是在继续。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三)：《两次暗杀之间》：令人沉痛的“底层叙事”

前几年，麦家的《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由几个短篇连缀起来的，篇目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印度作家阿迪加的《两次暗杀之间》也是这样一本小说，借鉴了美国作家安德森•舍伍德《小镇畸人》的做法，把十四个故事全部安排在一个虚构的地点——印度南方小城基图尔。故事发生的时间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一年之间。短篇小说集不好卖，这已经是当前全球图书市场的共通点。作为长篇小说或许更有市场。

本书是阿迪加出版的第二本小说，据说实际上是他的处女作。他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白老虎》获得了2008年英国曼布克文学奖，在印度销量很好。他的写作手法非常传统，基本上就是平铺直叙，故事相对完整，对于大众读者没有什么障碍。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写作文，常说“写人要栩栩如生、声色各异，写事要情景交融、鞭辟入里”。以前觉得这只是两句简单的话，后来才知道，很多作家一辈子都做不到这两点。阿迪加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做到了。不管故事多么简单，但他笔下的人物却让人难以忘记。他是一个有希望走向经典的作家。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想起一个人——鲁迅。无论是描绘的人物，还是写作手法，阿迪加和鲁迅都有非常相似之处。在落后贫穷的生活场景下，农民、工人、佣人、伙计、学生、党派人士，无一不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人与人的关系极度冷漠；艰难的生活即便突现曙光，也会迅速滑向深沉的黑夜。和鲁迅一样，阿迪加擅长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滑稽之处，用反讽的笔调风趣地讲述沉重的故事，给读者诠释的自由。

这部书中有不少故事有关印度种姓制度、阶级对立、宗教和腐败问题，我们看起来虽然比较陌生，但也并不枯燥。但是，读者如果想通过这本书去了解当代印度，可能会产生偏见。作家表现的，并不是完整的印度，而是印度社会的阴暗面。除了个别故事，书中很少有温情脉脉的描写，故事结尾常常也是一片惨淡。从这部令人沉痛的小说集里可以看出，阿迪加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的很有责任的人。这样的作家，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吗？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四)：写实主义的力量

对于写实主义的小说，多少有些厌倦，因为它太依赖于情节的突变了，往往生硬。对这本短篇小说集原本期待不高，且第一篇写得确实不够好。然而，读到第四篇，已深深被震撼，待读过科沙瓦的故事，惊为神品。

阿拉文德•阿迪加和传统的写实主义略有差别：一是节奏更快，情节量空前加大，其中几篇的体量甚至够长篇了，却被压缩成万字左右；二是手法阴暗、压抑而恶毒，有剃刀般的锋利与准确，很像卡弗。

小说的主角基本是中下层人，在生活的压榨下，他们简单到已经没什么心理活动，除了爆发式的夸张选择外，他们的自我被小心地掩盖在传统的外壳中。他们有与氛围相匹配的麻木、愚昧、谦和，但他们的内心却一直在梦想着冲出去。

与黑帮同行的农民工、想找个体面工作的苦力、对人性彻底失望的老师、想追求真相的老编辑……而这一切组合起来，却是后发国家难以挣脱的命运。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有理性、有渴望，他们真诚地梦想着明天。然而，他们对生活中泛滥的人性恶已经麻木，他们早已失去抗争的勇气，甚至心甘情愿地投入其中，成为帮凶。

穷，一次次挫折了人性的骄傲与温存，对此，有多少受伤者会淡忘呢？相反，仇恨在心中积累着，一旦上位，善良人立刻变成恶棍。在逼仄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精神生活的，而普遍敌意的氛围中，个体的每次突围，都注定会失败。

一个细节令人难忘：半黑社会的公交车们为了抢活，公然在大街上飙车，一方黑帮高呼：印度教的车必须战胜基督教的车。当他们终于领先时，全车乘客一起喝彩！

永难忘记，狱卒们是如何把折磨人发展成娱乐与艺术，而痛苦与羞辱之后，小贩继续在卖禁书，这，是他唯一合法的抗争了。

饱受税务人员压榨的商人，他不得不给敲诈者们倒最上等的酒，但他偷偷把手指插入肛门，再用它尽情地在杯中搅拌。

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痛，那是被生活所劫持的人们的呻吟。写实主义的力量在批判，在悲悯，真诚的写实主义这必须是永远的不合作者。然而，当阿拉文德•阿迪加走近乞丐、黑帮、穷人以及那些被侮辱、被伤害的人们时，其他的作家在干什么呢？在写实主义的虎皮下，究竟谁在书写着这个时代？

写实主义最大的不足是难以传达复杂经验，这就压迫着情节向更加离奇的方向演化，然而，如本书这样高级的写作，在当下华语文学中很难见到。能收入“短经典”中，果然是精品。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五)：【大家来读书】底层的污秽

这已经是我所阅读的第四本短经典系列的丛书，但不得不说，这本《两次暗杀之间》，还是为短经典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给人以新的阅读感受。

首先，便是文章的排版，摒弃了其余短经典基本雷同的模式——用毫不相干的短篇小说构造一本书，《两次暗杀之间》记录了一个虚构的印度城市基图尔的七天，虽然说，这七天所记录的是毫不相干的人物，但是仅开头略带联系的一段话，就将这些故事巧妙的串在了一起，单从情感上而言，就平添了一股亲切感。

再来，便是文章的内容。《两次暗杀之间》，这位印度裔作家——阿拉文德 阿迪加，并没有选择描写印度的中产阶级，而是走近了印度的下层人士，选择了极少有人尝试的路线，不得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但其实最精妙的地方怕是在题目，特别查阅了题目《两次暗杀之间》的含义，两次暗杀指的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两次政治谋杀事件，即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与一九九一年拉吉夫·甘地被害。前一事件标志着印度以“紧急状态法”为标志的中央集权时代的结束，后一事件恰逢印度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到来。而文章的题目选择的是《两次暗杀之间》，想来便是印度中央集权时代结束后和印度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前，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刻，人们苦难的生活。题目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文章的主题：印度底层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严酷现实。

对于印度，其实我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仅留的印象恐怕只是印度曾与中国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特别去查阅了一些关于印度的资料，发现印度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也是个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这似乎可以解释文中的一些事件了。

早在封面上，就有阿拉文德·阿迪加的一句话：“当此之时，便对如我这样的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必须努力暴露印度社会残酷的非正义现象，”确实，对于一位作者，甚至是任何一位公民都有责任与义务让他人知道国家的现状，阿拉文德·阿迪加便通过《两次暗杀之间》里种种日常小事来暴露印度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关于身份，宗教歧视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所带来的挫败，以及衍生出来的罪恶，这些污秽确实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六)：盐市村——理想的陨落与人性的污秽

lt;盐市村>是本书最后一个短篇。作为基图尔市七日之行的结尾，本篇可能并不如<市场与广场>触动人心，也不像<安布雷拉大街>一样具有愤怒的爆发力，但毫无疑问，这是本书最具有讽刺性的一篇。 本书前13个短篇全都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的批判，暴露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分裂，暴露印度社会的种种黑暗面，但与前篇不同，这个短篇讲述的主题则是理想主义的脆弱以及无力。 本篇中文翻译有大幅度删节和修改： 1.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Maoist)”全部被删除，替换为"我们的党派"“A派与B派”； 2. “Stalin”“Trotsky ”字样被删除，“Marx”部分被删除，部分地方被替换，如“他的偶像”； 3. “只有老实的努力是不够的，对于甘地来说或许足够了。”这里原文是“Marx and Gandhi”，“honest attempt”具有某种革命色彩，翻译淡化了这点； 4. 蒂玛同志的头衔，删除了他在党内的职位，只留下“学士”“硕士”； 5. "proletariat”被替换为“穷人”； 6.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了”，这句话应为“现在我懂得的足够多了，我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 最重要的是欧洲访客与蒂玛同志的对话，删除了整整一段。这段里欧洲访客表达了他的看法：Marx的问题则在于他把人性设想的太……高贵。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共运的时代已经终结。 因此蒂玛同志才开始咆哮：你完全误解了！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对全篇主旨的一个阐释。这里讲述的是一个Communist——主人公穆拉利——理想破灭和信仰转变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 主人公穆拉利信仰的破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仅仅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全球共运退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缩影。变革和瓦解发生的过程总是突然发生，但实际上毁灭的种子早已埋下。就像苏联解体的隐患早已存在，早在穆拉利转变信仰之前，印共（毛）基图尔党支部早已经只剩下2个党员。理想的死亡并不在最后决裂的时刻，而在很早之前，决裂所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 在这里，小说世界是对更为广泛的现实世界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主人公穆拉利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在小说结尾，这种情欲终于被释放出来，于是主人公终于发现了真相。 “有人认为一个年老好色的婆罗门可能真的能得手。” 这就是他从前所忽视的东西。从前主人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讽刺和批判这种“阶级流氓”，但如今他终于能够站在“阶级流氓”的视角去看待和理解事物。他从前所痛恨和厌恶的东西完全可能存在于他自己身上，罪恶之所以成为罪恶，并不是因为有一个魔鬼将罪恶灌输进人的灵魂，而是因为污秽本身存在于人性当中。 一个好色的婆罗门老头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阶级流氓”，就像一个剥削者并非生来就本性邪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将他们造就成为这样的人。换做另一种可能，当无产阶级成为权力的主人时，他们也同样会受到欲望的诱惑，而堕落成为他们原本反抗和视图推翻的人。 这就是革命为什么终究失败，因为导师“将人性设想的太过高贵”。 菲利普罗斯在<I Married a Communist >一书中借路人之口表达的同样看法。当一个人年轻时他可能会信仰种种理想主义，但当他更加年长一点他就会明白，乌托邦怎么可能实现呢？你需要理解人类——归根到底，人类不过是一种动物罢了。 本篇中，当主人公终于能站在他所蔑视的人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时，他对人类的本性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因此他“终于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但与此同时，他也就彻底的告别了自己的信仰。 理想主义终将陨落，但理想主义并非全无价值。就像书中印共（毛）以及其他进步派别的努力至少改变了基图尔市的市政状况，提高了当地人口的识字率，国际共运尽管已经成为陈迹，但至少它曾经深刻并永久的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规律，影响了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国际共运以及苏联的存在，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工人可能不会有如今的福利和社会地位。这就是共运留下的辉煌遗产。 然而尽管如此，那些为理想主义献身的千万殉道者们，诸如文中蒂玛或穆拉利这样的人，却很可能会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斯大林至今仍会在俄罗斯某个城市的广场正中央会留下他的铜像，但默默奋战和殉道的无名英雄却可能无人纪念。

《两次暗杀之间》读后感(七)：短评论

评 两次暗杀之间

现代主义以来西方作家们在小说结构、叙述模式诸方面展开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这种狂飙猛进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逐渐偃旗息鼓、趋于平静，罗兰•巴特发表于1967年的论文《作者之死》似乎恰恰是一种为时未晚的宣告。悲观的批评家们逐渐将目光投注在那些正处在急遽变化中的边缘国家，拉美的“文学大爆炸”可谓有力地回应了这种贮目。

如果我们不去深究这种观望与期待的转移，是否真的能给小说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承接小说创新的重任，并妥善应对小说文本在当下面临的诸多挑战；而仅从小说表达一种经验和发现来看，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既有传统和殖民的双重羁绊，又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朝现代化的迈进，从这种急遽变化中，我们的确能够收获良多崭新的文学经验，并有足够的信心保持期待。

近些年来，印度或印度裔作家的崛起则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仅以布克奖而论，印度或印度裔作家就有颇多斩获。奈保尔和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又有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基兰·德赛的《继承失落的人》，阿拉温德·阿迪加的《白老虎》。此外，还有维克拉姆·赛思、妮基塔·拉尔万尼等人。

使人颇感意外的是，印度在近代曾完全沦为殖民地，但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隐约传递出来的却是，印度的古老文明并未受到多大的撼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名目繁多的神祇、全意恪守的传统规范，还有古老习俗、经济制度和文化遗传，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依然沉稳、岿然不动，如格非在《印度行纪》中所言，“印度古老文明在近代的殖民史中几乎未受撼动。相比之下，中国倒是成了另一个极端的试验田———被深翻的泥土中已看不到什么杂草，似乎随时适合改种任何植物”。

而当今印度引以为傲的除了它的软件工业，恐怕就是它的民主制。但是政治学家的论证则指出，英美等传统民主制国家，花费了将近几百年时间，才逐渐建立并完善巩固了其民主制度，而这一过程在印度则缩短为小半个世纪。亨廷顿就曾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政治制度完善性相较于政治参与突然扩大的差距能产生诸多矛盾、带来动荡，因为其中涉及选民的知识水平和理性参与，对制度和他人的信任，对政治发展的远见。

阿拉温德·阿迪加的作品《两次暗杀之间》包括十四篇短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基图尔中的故事。所谓“两次暗杀”，则是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遇刺与一九九一年拉吉夫·甘地被害，两次暗杀均是带有极强标志性和影响的政治事件。阿迪加颇具匠心地将小说的历史背景设置于此，反应了他对印度状况的敏感把握。政治作为一种动员活动和参与形式，恰恰聚焦了印度传统中种姓、宗教诸矛盾，政治之无序恰恰是社会之无序。

当然，这并不是一本以描写政治为主，或者政治性鲜明的小说。整本小说在外在形式上记录了基图尔的七天，作为各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之间的联系。各个短篇之间有对基图尔风貌的简要勾勒，正是由于基图尔之虚构，反而使得这些介绍文字有了放之印度皆准的真实。

小说描述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印度生活方方面面，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是来源于各个阶层。某一篇章中或整本小说来看，常常形成有趣的对应：调皮放诞的学生和失意苦闷的老师，出卖劳动的苦力和作威作福的工头，怀有职业理想的新闻工作者和被阉割的事实及假装的新闻自由，社会运动中得势的政治投机者和惨淡经营宣传主张的党派领导人。深深的隔膜和不信任，不仅强烈撕扯着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也给每一个人心灵内部带来了苦闷、绝望和不安全感。

小说有非常多的篇幅描写印度底层人民。他们走出破败的家乡，在城市拼命劳作。在以家具店搬运工齐纳亚为主人公的一篇中，作者提供了两个象征意味明确的意象。齐纳亚工资微薄，而货主丝毫不肯多给一点小费。蹬车搬运过程中，他得一次又一次翻越高大的灯塔山，“他脖子上爆出的青筋像蜘蛛网一样，他张开嘴吸气的时候，空气在他的胸膛和肺里燃烧。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疲倦的四肢说，他燃烧的胸膛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与此同时，他心中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反抗意识增强到了极点，他拉着车，心中终日累计的烦闷与怒火终于变成一句清晰的怒吼：你打不垮我的，你娘的！你永远也打不垮我！”。

齐纳亚们为什么不反抗？因为他们不仅势单力薄，而且一点点抗争的表示都有失去一切的危险。阿迪加早先的成名作《白老虎》中，就曾有司机巴尔拉姆对他雇主的一刺。这铤而走险的反抗，是如此绝望和残忍，在小说之外，我们就已经能预知巴尔拉姆极其家人的结局。另一篇小说中，一个底层建筑工的表述与之构成了巧妙的互文性，“你知道有钱人和我们这样的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有钱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误，我们只要犯一个错误，这辈子就完了”。长时期的肩扛头顶，使得齐纳亚的脖子疼痛；但任何一个优秀读者读出的，是雇主的压迫和残酷的社会施与的重担。另一篇小说中写道，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他们每日的能力摄取根本无法弥补他们的苦力付出，因此他们过早的衰老了。

《两次暗杀之间》是阿迪加先于《白老虎》创作的作品，与《白老虎》中不可靠叙述等小说技巧的娴熟运用相比，《两次暗杀之间》在总体上显得更为朴实，缺乏较强的技巧性。但小说依然能带给我们极大的震撼，虽然《白老虎》在形式上是写给总理温家宝的信，与中国有较多关涉，《两次暗杀之间》却依然有准确击中我们现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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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谅我胡言乱语吧，当我欢欣鼓舞地写到底层叙事时，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是如何从巴特扯到亨廷顿的....